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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转基因那些事
liuyu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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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罗云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

“转基因”相关问题扰攘有年,对安全风险无限夸大和莫名恐慌一马当先,对科研发展成果推广的阻扰干涉紧随其后,近来仍甚,感时论事且浇胸中块垒,笔下奔涛而言无遮拦,拳拳之心肺腑意。
一、转基因技术仅只是农耕文明的延续
       20世纪30年代杂交玉米在美国大力推广,其境遇和如今转基因玉米大同小异,被很多人认为是洪水猛兽;20世纪60年代诱变育种培育出的半矮秆水稻在推广之初也颇受诟病。如今杂交技术已成为公众心悦诚服的安全技术,诱变育种也被公众事实接受了。事实上,农耕文明的始初就是从纷杂百草中筛选出可以种植栽培的作物,农业活动的实质就是逐渐地更少依赖经验,更多依赖科学技术,不断利用人类智慧对自然和环境的人为干预过程,这些干预渐次改变着植物的基因,使之不断成为新的作物品种。人类繁衍正是倚赖了这样的主动干预才生生不息持续至今。尽管农业活动本身就不是自然的,就不是原生态的,但是因为传统耕作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祖辈辈,每一代人出生时就面对不变的劳作状态,所以一切浑然天成,一切天然合理应该尊重。于是,这种实质性的主动干预基于漫长时日基础上的信赖,而没有导致非议和争论。
      转基因作物本质和传统的农耕文明,以及现代绿色革命的杂交和诱变并无不同。今天的常规,就是昨天的逾矩,今天的普通,就是昨天的非常。所以,动态来看,心态可以平和,无非如此,必然历程,概莫能外,未来将与过去一样。
      争辩声声里,发展知多少?
      且看位于北美的美国,举国上下是在对转基因的争论声中求同存异,基本共识是上下统一的,做好了充分技术准备,稳准狠地抓住了这场深远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转基因产业全球霸主的地位固若金汤,转基因作物成为其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南美洲国家迎头赶上,是全球最积极推广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地区。截止2011年,巴西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巴西可耕地面积的半壁江山,阿根廷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则高达75%。实际上,相对保守的欧洲国家也在与时俱进。目前,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统计,2011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的1670万名农民种植了1.6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耕地的10%。截至2010年,世界有59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可用于食物和饲料,美国批准12种转基因作物可进行商业生产,澳洲、新西兰批准55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
      这些数字背后的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攻城掠地,自是一直伴随着无法平息的转基因安全问题的是是非非,但是这样不安静的背景下的长足进步,更显示出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这是未来领导科学发展与进程的主流方向,改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乃至一个时代,目前的进退和取舍,坚定和犹豫,都可能对未来产生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大势所趋也,但是倘使世界拥有无数之可能并以傲然之姿态突飞猛进,我们,也终究只拥有华夏这一片天空,华夏这一块土地,但问东风何日顾华夏?
二 、转基因技术研究推广时不我待
      我国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南咸、北碱、东西部寒冷,旱涝并存, 需要用世界7%的可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23%的人口,而且还是在可耕地和水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牲畜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无疑是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果固步自封,带来的不仅是发展落后问题,还是发展安全问题。
         看看大豆和棉花这两种大宗作物的过去和现在。
          1992年我国棉花主产区棉铃虫灾害爆发,棉花产业陷入虫害困境举步维艰,美国转基因抗虫棉乘虚而入,1998年孟山都公司垄断了中国棉花市场份额的95%。发展不发展自己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的争论在当时也甚是激烈,但是最后我国还是下定决心大力发展转基因抗虫棉。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研育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成功拥有抗虫棉的国家,打破了美国抗虫棉对我国市场的垄断格局, 1999年国产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推广,迄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还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但是大豆则由于没有开展转基因技术育种研发,至2006年中国大豆产量已经负增长, 大量的进口转基因大豆以低廉价格和较高的出油率席卷而来,势不可挡,我国已经由大豆纯出口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同时我国的压榨业近80%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大豆市场发言权已被国际资本所剥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天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如今,因为痛失良机,大豆之殇是不可言说之痛,直接累及饲料工业、畜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中国人食品营养所需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来源也将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不能把所有结局都赖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账上,转基因棉花就是成功的力挽狂澜的例子。我们不发展,不能阻止世界在发展。现在开始,亡羊补牢还有希望,再犹豫徘徊,就只能是落后挨打了。
      追溯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他还发出了高屋建瓴的号召:“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4年前,作为关系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科技专项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正式开始实施,之后两年,也就是2010年,生物育种又被列为我国急需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今年刚刚颁布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
      转基因抗虫棉可见中国科研的可喜成果,但是客观来看,目前转基因相关研究散在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一些大的种子公司,缺乏统一的运筹规划,有散兵游勇各自为战之嫌,低水平重复研究在所难免。自从孟山都的终极技术之后,种子就是敏感度很高的词汇了。中国种子公司乃全球之最,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达2700多家,但这些企业中没有一家的市场份额达到10%,没有一家净资产超过10亿元,或者种子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的公司,就连花卉种子市场也被国外转基因种子大幅占领,而花卉的种子占成本的70%。
      十二五规划中国家用于支持转基因产品研发的资金是可观的,如何在这巨大投入之间,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分散研究,而是充分显示我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显得势在必行,科研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是简单复制和本土化他国的专利,而是有自己的独特独立的产品。希望能够通过十二五规划的支持,实现中国转基因研究体制的转变,并借此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重新夺回中国农业市场的主导权,实现国家农业安全。
      英国率先采用蒸汽机技术,成就了工业文明下的日不落帝国;美国率先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成就了新科技革命下的头号强国。现如今,转基因技术将给农业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任何的犹疑和徘徊都可能让中国贻误历史机遇。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地生根发芽,就会结出许多种子来,转基因核心技术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自己培育的种子,就可以是生生不息的,所谓孟山都终极技术奈我如何?种子不死,就有可以期许的自己做主的农业的未来。
      种子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不死么?
三、转基因技术民众认知和政府愿景的差距
      在回溯中可以知道,生物技术的政策选择需要高质量可信赖的科学信息支持,国家层面的信心是坚定的。但生物技术的前景则取决于公众的认知接受度,时下转基因技术民众认知与政府愿景,以及与业已取得的科技成果之间还存在差距。
      在现代生物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扫除个人的、非理性的恐惧。很多人的心理深处,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转基因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超过了所带来的利益,恐转基因话语已经越来越被认同, 而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的心态, 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 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忽略。驱动惧怕和恐慌的机制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也是谎言和谣言重复一千遍自是真理的目标结果。
      目前看来,在我们的科学素养还不及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之前,我们还需要向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学习,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进行科普教育,从政府层面建立公众认知计划项目,以求深入人心,达成社会共识。
      民众作为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在没有得到直接眼见为实的利益,也觉得没有经过自己同意,就暴露于反转声称的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风险下,心理不满意度是潜滋暗长的。转基因技术因为要推广给农民,更多在强调降低耕作者的劳动强度,减少耕作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宣传中所谓转基因食品的利益主要被种子公司、农户和加工商占有了,消费者愿意接受由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农业游说”成功渗透并公关了政府决策层的说法,以因为消费者,这里的消费者是指不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民众,感觉自己并未占有即刻显现的任何好处, 消费者对自己食用别人得到利益,自己还可能有未知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而又没有得到补偿就容易感到特别愤怒。粮食安全问题对于目前仓廪实衣食足的中国普通消费者而言是遥远模糊的,只要超市里有米卖一切都不必深入思考;农民的疾苦艰辛也因为遥远而模糊甚至演化为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并不能激起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感;显而易见,这些担忧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人们,并不会反对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胰岛素;当然,国家发展战略更是庙堂之高的宏大叙事,无法激起更多的共鸣和感同身受。加之由于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马前卒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唱着主旋律,“每个毛孔都充满贪婪”的身份附加色彩直接导致推广转基因的障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用转基因食品来控制中国,甚至消灭数以亿计的“垃圾人口”的疑虑更激发了激烈的偏执反对。另外,“让他们先吃”成了焦虑心态下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政府官员肯定是不吃的,这样的信赖都没有,科学家的种种苦口婆心铁证如山也就都轻如鸿毛,还被打上了为政府背书的御用符号。在危机到来时,领导做身先试吃的榜样是无济于事的。脆弱是信任的基本特性,信任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只要一瞬间就可以被破坏殆尽。而且,一旦信任遭到破坏,要想将信任恢复到以往的水平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试吃、带头吃这个动作是不能力挽狂澜的。
      怜我神州多磨难,苍生多艰我辈责,科学之光莹莹可照此去路,倏忽廿年磨一剑,起转承合举步维艰,那么,科学之光有多大的穿透力?背后无穷阻力,除却民众自身的科普素养之外,还有那些因素在暗潮涌动呢?
四、对反转基因现状的剖析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面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不断错位,面对观点之争不断演变为人身攻击,我依旧不敢有游龙似风行在天,剑斩愚顽笑沧桑的居高临下,我始终坚持,不同声音的存在是应当允许的,哪怕这种声音看来多么可笑和迂腐,存在着是一种制约和平衡,能让前行者的步伐更为理性和矫健。但是发出声音者必须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有科学依据的实验,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和伦理学辩论。辩论本身是风险交流的一种方式,集中演绎不同观点,在针尖麦芒中,充分展现对话本身存在的逻辑和理性价值,为最终的最优选择夯实基础。但是现在情形已经有些偏离科学主导,反转渐欲迷人眼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如今之中国,“反智倾向”并非杞人忧天,大学教授被称作“叫兽”,专家被称作“砖家”,农村乃至城镇“新读书无用论”盛行,网上舆论一边倒地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教育产业化和就业市场不公所致,其实,这是反智主义的现实表现而已。恰如霍夫斯塔特所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 当然毋庸讳言,随着知识分子自身在消费主义大潮下不断的犬儒化,良知和担当都渐至于无,自身不断矮化自身形象。这是一个去权威化,没有对知识和科学心存敬仰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严重说之,可能演变为中国社会野蛮化的起点,小而言之,可能阻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后,从历史上看,一个科技上的重大进步,必定会重创传统产业既得利益者。比如核电站就可能会伤害以传统发电厂家的利益。在新科技面前,放弃传统产业采用新技术就会损失对传统产业的投资以及惯性模式,还必须付出发展新产业的投资以及应对新事物的心理挑战。因此,一些依靠传统产业,或者利用传统做宣传嘘头的公司就会反对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在中国具体可以体现为一些打着生产所谓有机食品旗号的公司在激烈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推广,反对转基因对这些人而言,既是一种虚假的为民请命姿态,又是一种自身知名度的宣传,实质则是背离科学,赤裸裸的商业投机,有机概念的有机可乘的投机,有机过程的掩人耳目的投机。可以看到反转声音背后隐约的企业背景,或明或暗在那里高扬反转大旗。
       再则,有的所谓环保组织,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足以令西方国家咂舌纳闷,其舆论攻势颇有运筹帷幄之间的战略水准。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在京召了一次“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学术研讨会”,同时以其名义发布其在中国的所谓科学顾问撰写的《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矛头直指已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约35%的转基因抗虫棉,声称已证实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抗虫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随后绿色和平组织又在中国发起了一系列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活动,制造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舆论,比如2002年12月声称发现6种雀巢食品含有不明基因, 2005年3月制造乐之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2005年4月,宣布在湖北发现 “非法转基因稻米”等等。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俨然成了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内容,对国内媒体的影响也非常大。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走极端,完全没有科学观点,其特点就是一无数据,二无论证,三无逻辑,只要能为己所用,就敢大刀阔斧行动,就敢大张旗鼓批判。而且,以道德大义只有一个地球为名,站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上,肆无忌惮地造谣生事。在我看来,其间不乏环境原教旨主义分子,其实走极端并非是信仰所导致的偏激,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展示存在价值,如果不说阴谋论的话。包括这个组织的前任领导人都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目前,整顿这种所谓环保组织的言论行为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间,媒体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大背景下,江山尚缺神来笔,科学家的声音和力量都微乎其微,因为专家只能提供实际的信息,而不能估计哪种办法在文化心理上具有可接受性。此间之媒体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对风险加以界定的权力,无冕之王不为过。任何食品都可能存在风险,风险并不是灾难,至多只是对灾难的预期,但是这个属性又最终导致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发生什么,这不确定出现了很大的被暗示被导向的可能性,大众传媒科学启蒙的价值就更显突出,传媒的使命是让风险变得可见,让人们理性正视风险,告诉人们应当做出怎样的正确适度的反应。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但是必须承认,缺乏科学训练会导致思维范式上的致命局限。因为媒体传播着本身尚未习惯可能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尚未学会同风险共存,尚未能分清哪些风险可以承受,哪些是人类不堪其负的,哪些风险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哪些风险即使出现我们也能加以控制,那么指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切实际的。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泥沙俱下,主流媒体如何科学过滤网络纷繁信息,如何理性舒缓网络激烈情绪,如何成为民众焦虑心态的定心丸都是挑战。科学家可以耐心和主流媒体谈科学讲证据,却很难直接和网络,比如和漫山遍野的信息碎片的微博讲道理。
      必须清醒看到,民众之集体焦虑,实质是反转声潮成功结果的表现而已。反转者一是走底层路线,力争用受蛊惑民众的声音影响高层决策;再则就是恶意地选择性使用,断章取义,抓着只言片语就罔顾科学事实制造轰动效应,以讹传讹误导公众;另外就是将转基因争论泛政治化,折腾出公车上书的架势,拉上一些对转基因知识与普通民众一样匮乏的名人和意见领袖虚张声势。好比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说出“决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这样无知的话语,但是因为是查尔斯王子,经由他在电视上说出来,还是会应者云集。拥有足量资源和独立空间的知识、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精英,无科学素养地传播恐惧,用伪精英话语绑架民粹主义,就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堕落,是对民族的犯罪。
      最后我想说官员担当的问题。去年末今年初,美国数万人集体签名呼吁FDA必须强制标示转基因,但FDA坦荡地直接拒绝了这个恳请。政府部门没有牺牲科学而迎合汹涌民意,有原则有底线的坦然和直截了当是最好的危机处理方式。遥想当年,纳粹德国发动100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爱因斯坦说:“只要一个就够了。”现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上有一种生态麦卡锡主义,不能让它泛滥成灾,蔓延到转基因食品安全上,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层面农业未来的重要决策。FDA也负责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它一直不要求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标示,这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态度一致。尽管多年来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环保组织持续要求,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一直没有将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标示纳入为世界标准
      所谓官员的担当也就是责任感与使命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官员应该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在错综复杂的纷繁杂音中应该有“虽万千劫吾往矣”的担当。对待转基因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上,任何的模棱、软弱,都可能在时代大潮中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如若一味在被放大的噪声喧嚣中妥协,长久以往,整个国家的智识水平自然降低,在民粹的深渊中不能自拔,牺牲科学,逃避担当,迎合愚昧的民意的必然结果就是,核心竞争力日弱日亦弱,长远的结果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与时俱进地借用十八大的语言来说,这些反转的不和谐声音,无非是“新形势下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社会问题”,只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终将“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结语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是如此,从外打破是不得不承受的压力,是最终被迫无奈地接受,裹挟着被动向前;但是从内打破则是成长,是万众一心的智慧和力量之生命力的展现。现在有两种选择,一如大豆,等待别人从外打破,那么我们注定成为别人的食物;如果能抓住机遇,猛练内功,让我们自己从内用智慧和力量打破,一如抗虫棉,那么中国终将会发现,在现代生物技术革命中的成长,一如以衔珠吐玉之科技之啄,展尊才佩德之重彩,国之幸甚,民之善哉。

1楼 发表日期:12-12-17 16: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