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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佳筠:反消费主义、以我为主的现代化低碳生活方式

作者:文佳筠  (留美学者,“2030”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环保部《绿叶》杂志2009年11期约稿

 

低碳乡村——因地制宜、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

摘要:我们不能指望一方面享受奢侈的消费主义生活,一方面又是低碳的。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至今没有大范围内低碳化发展的成功例子。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少,农村人口占一多半,不能走先大规模地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低碳发展的路。低碳乡村提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如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资源和文化,寻求可行的、因地制宜的、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是关键。



一、低碳乡村概念提出了发展方向与道路的问题



近几年,低碳城市的概念很热,包括中国。比如前几年炒作得很热的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根据英国公司奥雅纳(ARUP)的规划设计,这座图纸上的城市将比普通城市减少60%的能源使用、88%的水排放、83%的需填埋处理的废弃物和60%的生态足迹(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整个城市将使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供电,并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可惜,这个看上去很美的项目无疾而终,而且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深入的研究报告讨论为什么没有做下去,以及其中的成败得失。现在,又出现了对低碳乡村的探索,希望它不要重蹈东滩生态城的覆辙,炒作得轰轰烈烈,一旦试图落到实处就无疾而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一多半。低碳乡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中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并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否一定等同于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城市化,是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人多地少资源少的矛盾,还是会因为城市人均资源消耗多,而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人多地少资源少的矛盾?

有人认为,城市化有利于节能减排,因为城市集中,不像农村那么分散。究竟是农村、中小城镇的生活方式消耗的能源多,还是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耗的能源多?根据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一个致力于研究生态足迹和资源消耗的智囊机构)的研究,答案恐怕是后者。当然,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统计研究,用数据来说话。而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应该考察每一个产品的生命循环,即从生产到最后消费,对其所耗费的能源和资源进行全过程分析。因为城市里的很多能耗,其影响其实被外部化到了别的地方:比如城市人吃的粮食,不也是地里种出来的吗?城市人对饮食比较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肉较多,这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生产;同时,农产品长途运输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损耗及能源的消耗。但是在许多人的假定或印象中,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把它们的生产、运输等算作城市的耗费。这样得出来的数据,其代表性和说服力必然要大打折扣。再讲一个例子,中国城市人口生活用水是农村人口的20多倍,现在为了给京津地区供水,南水北调工程投入巨大,有没有人算过这造成了多大的生态足迹和碳足迹?

那么我们是要学美国,先大规模地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来谈低碳,还是要先看到这种模式的问题,另寻别的发展路径?现在的欧美日,尽管在成功的工业化、城市化后不断地把制造业及其相关的碳排放外部化到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人均碳排放还是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或继续上升(比如美国),或缓慢下降(比如北欧的一些国家)。所谓低碳化,不少发达国家喊得很响,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为止没有大范围的成功例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滩生态城的无疾而终并不是局限于中国的个例。以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再来考虑低碳就可以做到,是不是对美国模式有太多盲目的信心?

具体从农业来看,美国模式几乎是没有可能被中国模仿的。美国是极度人少地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农村是大农场模式。而这种大农场模式无论是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都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它是在殖民所带来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是殖民者把当地人赶跑了或者杀灭了,才形成了人少地多的格局,从而能做成大农场。而在欧洲和东南亚,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等,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形成大农场,更多的是小农模式。

其次,这种大农场模式高度依赖机械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美国农地表层土壤在过去的50年里流失了一半。表层土壤是一种缓慢可再生资源,而现在美国表层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常常有人说,美国一个农民就养活了100多个人,多么有效率!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首先是一个翻译的错误,因为美国所谓的“farmer”,是指农场主,而不是指所有在农田里干活的人。美国农业的运转尽管依靠很多大机器,但除了农场主及其家人外,常常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即农场工人(farm worker)。这一块人口数量不小,但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算为工人,而且因为不少是季节性雇工,流动性很大,所以也没有很确切的数据,估计是200万到400万之间。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现在美国的农场工人70%以上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1/3以上是非法劳工,童工现象也很严重,大概有8%的17岁以下的童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非法劳工和童工的比率一直在上升。非法劳工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加州的农业重镇Fresno, 是美国城镇中人口贫困率和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聚居在这里的大量农业工人收入极低。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维持了美国这种农业模式的运行。

美国平均一个农场面积在400公顷(即6000亩)以上,比中国一些小规模村庄的面积还大;中国没有“farmer”,美国没有农民——当然会有例外,但总体上如此。这些条件都决定美国的主流农业发展模式和中国没有可比性。

而由于西方模式的种种问题,一些比较“另类”的发展思想也在欧美不断涌现。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自愿简单生活运动”,有上百万的追随者。这个运动的主旨就是反思消费主义,反思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所造成的对资源的极大消耗和对人的异化,而提倡过一种简单生活,在满足温饱之后更注重于精神上的追求,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提倡回归对物质的低需求,有人甚至把它叫作“自愿贫困生活”。但也有不少实践者反对这种提法,在他们看来,现代生活已经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自愿简单生活”把人从对物质无限追求的桎铐中解放了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建设互助互动的良好社区、关注精神生活、享受闲暇等,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富足的生活。这方面我本人也有一些体会:我曾经在硅谷某全球500强公司之一从事高科技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同事们谈论的不外乎股票、房子、新车之类,非常无聊没有意义;后来终于听从内心的召唤改行从事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尽管收入大幅度下降(曾有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评论说是从中产阶级打回原形到无产阶级),但新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和事,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做的事情又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确实是比以前快乐多了。

最近由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一个起源于英国的“过渡城镇运动”正方兴未艾,意指从高碳的生活方式过渡到低碳的生活方式。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人们回到农村,回归农业、回归土地。当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反对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强调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在适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小城镇化,使得大多数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做既从事农业、又从事一定程度工商业的兼职者,或者一个家庭里有人做农业,有人做其他。这个发展思路,许多方面和上一辈著名学者费孝通的想法不谋而合。传统的乡村生活模式本来就是低碳的,现在农村的碳排放相对于城市,无论是总体还是人均都要小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城市相比,乡村要实现低碳发展是有优势的。但要实现这种优势,需要我们许多人向当年的费孝通学习,在真正了解乡土中国的同时放眼世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

我们不能指望高科技让我们一方面享受极端奢侈的消费主义生活,一方面又是低碳的——最起码现在的科技达不到。我曾经问过美国一位能源专家,“按照IPCC的建议,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要降到2吨甚至1吨以下(现在美国人均大约20吨,中国5吨)。如果你所知道的新能源以及最高效最节能的科技全面推广,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他回答说:“像我们现在这样飞来飞去当然是完全不行的了(当时我们是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向阿米什人学习重新过当地社区生活(local community living)。” 阿米什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群,现在美洲大约有十万人口,他们最早由于宗教原因从欧洲移民到美洲。按照他们的信仰,人应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不能有太多奢侈,所以他们过去400年来一直保持着传统农耕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们耕田和代步还是依靠牛马的畜力。作为一位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方面的专家,我的美国朋友当然不会完全赞同阿米什人拒绝现代科技的态度,但他都说哪怕最节能的科技全面推广,我们也需要像阿米什人那样过社区生活,实在是非常发人深省。另外,美国著名农学家、2000年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获得者Wes Jackson 在考察了全世界多种农耕方式后,发现阿米什人的农耕方式造成的水土流失最小,在生态可持续方面是极为先进的。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的关系,在阿米什人身上表现得如此辨证和有趣。

而无论是低碳城市还是低碳乡村的发展,正需要我们重新辨证思考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除资源瓶颈之外,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还有不少。简单举几个例子:北京人的单向通勤时间已经高达97分钟;长三角经济发展之星江苏省,以不到全国6%的人口,却有全国12%的癌症病人;过去十年内全中国忧郁症发病率翻了不止一番。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现代化?这能否给我们带来幸福?有没有西方模式之外的另类现代化可能?

二、对建设低碳乡村的思考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国家的资源分配越来越向城市倾斜,精英和资金日益集中到城市,发展方向是工业化、城市化,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也是导致今日农村破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中国整个农村都面临着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宁愿居无定所、受尽歧视地在城市打工,也不愿意回到农村。而低碳乡村可以说提出了一个乡村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低碳乡村的实践能做出一个小范围的模板,能证明在农村也有可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那么就会起到激励作用,吸引很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当然,低碳乡村还是一个新概念,它的建设需要一批先行者去探索、实践;而同样关键的是,国家的政策也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反思和改变。因为乡村的发展需要资源,如果我们不改变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的现状,那么少数人的实践不管怎样成功,都很难得到推广。换句话说,要推广,就一定要用国家的资源带动更多的人去做。

低碳乡村的建设,应该充分考虑并立足于乡村的本土资源优势与潜力,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地、盲目地追赶城市模式。自从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我们在过去几年确实对农村的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形式化的东西需要改善。比如大学生村官项目,试图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农村,立意很好,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很多。首先,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基本上是和农村脱节的,然后又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庄挂职,学以致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甚至先不说学以致用,他们在任职期间能够沉下心来试图为农村做点实事的可能性多大?我今年国庆期间到河南某县某村,了解到该村的大学生村官任职以来只在村里住过一个晚上,平时住在乡里,每星期到村里来一次。更让人无语的是村支书告诉我,“XX是我们这里的优秀村官。不少大学生村官一个月才到村里一次呢。”政府有很多措施希望鼓励这些大学生村官驻村,包括直接发被褥及其他生活用品,但至少在这个县效果不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下去只怕不但大学生村官起不到应该的作用,还会引起基层干部人心不稳:比起他们来,大学生村官工资不少,头上光环也很多,却不做或少做实事,这似乎很不公平。

类似的,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做做样板,把房子粉刷一下,或者盲目照搬城市模式搞建设,这些表面文章很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前不久听到一个在海南做农业的朋友提到一个相当好笑的例子。那里的橡胶林里本来都有天然的杂草,有维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土等好处。而新农村建设里村容整洁这一项,当地干部的理解是要搞得很整齐,居然要求把林间的杂草全部除干净。这肯定是不符合生态的,也是不低碳的。村容整洁当然应该做,我能想到的因地制宜的例子包括:建设粪尿分离的厕所、沼气池、堆肥等,在改善村里卫生条件的同时把人畜粪尿、农业废弃物、有机垃圾等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村里的绿化,尽量采用当地物种,有多种生态功能而且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维护,而不是盲目学习城市搞单一草种草坪之类耗水耗肥耗资源的“绿色沙漠”。大学生村官、新农村建设等这些政府投资巨大的项目必须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反馈修正,才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现在,农村生态农业、绿色生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充分发挥出这种潜力正是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要发挥这方面的潜力,一方面需要政府正确的投资和引导。比如对农业的补贴,是补贴于化肥农药这些长期不可持续的科技,还是补贴于综合害虫治理、有机生产等帮助农民减少农业投入、向可持续生产过渡的科技,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导向。再讲一个例子,是一位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告诉我的。他和同事们做的一个很成功的科技改良项目,大田试验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减肥(化肥)减药(农药)30%不减产,这对帮助农民减少投入(效果等同于增收)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都有巨大的作用。但在进一步大规模推广的时候遇到了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现在基层的农技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卖化肥农药的利润,所以他们当然对推广这项科技不热心,应付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我们的制度改革,如何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深思。

另一方面,支持生态农业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意识到我们要为真正好的食品付出更高的价格,而不是为垃圾食品付账单。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有机食品现阶段价格比较高,但在城市里,父母们花很多钱让孩子吃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垃圾食品,喝可口可乐这种对身体毫无好处的饮料,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购买健康食品呢?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改变食品支出费用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改变观念,把食品支出放在支持当地产品、有机产品上。这样的消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对生产者、对整个农业的生态良性循环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这一点是城市的中产消费者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人花在购买碳酸饮料上面的钱,一年大概是1500亿,其中一大半利润是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拿走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去花这个冤枉钱,而把钱花在支持有机农业上,将是多么大的潜力!也许有人会说,可口可乐为中国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实现了多少利税,如果大家都不喝,政府收入会减少,有不少人会失业。可是,把喝可口可乐的钱用于购买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而且没有跨国企业抽取利润,完全可以创造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利税,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不仅仅是城市消费者可以做,农村消费者也可以从改变自身的消费习惯做起,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今天,哪怕是在非常贫穷的地方,垃圾食品也无孔不入。无论是在贵州雷山苗族自治县的苗寨,还是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城乡结合部,我都看到很多的塑料垃圾。从其中的食品包装袋可以看出,那里的小孩也吃不少冰棍、膨化食品之类城市卖到农村的垃圾食品。而雷山当地出产的一种山梨,清甜可口,有农业专家做了鉴定,其营养价值可以和猕猴桃媲美,但就因为个头小,卖相不好,所以在附近城镇没有太大市场;当地人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平常,大的挑来吃一点,小的随手丢掉也不觉得可惜。如果当地的孩子从小就得到正确的教育,知道电视里吹得天花乱坠的垃圾食品远远比不上山梨,许多家庭可以在改善孩子营养的同时节省开支。而节省下来留在当地的资金,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比如合作社之类)集中起来,可以用于产业升级:选种育种,进一步改良山梨品种;制作太阳能果蔬烘干机,在农产品的保存加工方面发展,等等。这样的发展,因为立足于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是低碳的。

藏区的情况也是类似。在一位藏族朋友扎西多杰家里,我喝到了最美味的酸奶,是牦牛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可是,当地超市里的奶制品,大都是伊利、蒙牛等千里之外运来的,甚至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如果不是扎西有朋友是自己制作酸奶的牧民,我会和当地大多数城镇人口一样,很难有机会喝到牦牛酸奶。讽刺的是,我曾经读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个外国企业家看中了青藏高原牦牛奶制品的营养价值,正策划着包装后推向国际市场。藏区的城镇人口吃的主要是千里万里运来的奶制品,而本地的奶制品又试图千里万里卖到国际市场上去,浪费,高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收益会被中间人拿走而不是反还给生产者,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过程。为什么不能创造条件,让当地的消费者支持当地的奶制品产业呢?扎西多杰现在正致力于发掘当地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里的积极因素以推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藏区也要发展。我们不是不要现代化,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由外部市场强加给我们的现代化,而是以我为主的现代化。”我想,这正是中国低碳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资源和文化,寻求可行的、因地制宜的、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